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自述

章楚業

(20071218日作者在新澤西州布魯岱爾社區大學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紀念會演講辭)

 

我姓章,名字叫楚業,1923年生在中國的古都南京。我親身經歷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時的殘酷迫害,今天要向各位報告。

我今年84歲,70年前我14歲的時候,就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五萬人分三路佔領了南京,展開瘋狂的大屠殺。根據1944年聯合國戰爭犯罪調查委員會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Committee)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Far East International Tribunal Court)從1946年8月到1947年2月的審判,統計日軍在六星期內在南京屠殺的中國人在34萬到40萬人。

我們一家八口,我上有父母,還有一位已80歲的太祖母及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父親在江寧縣府擔任會計員。因為日本軍機濫肆轟炸民居,我們非常害怕,就鎖好門戶渡過長江到對岸鄉下逃難。那時鄉下老家的族人也正準備內遷,沒有餘力照顧我們,所以我們希望能搭上津浦線火車,隨著中國難民西遷。可是想要逃難的人太多,我們能付得起的火車票全賣光了,而日軍佔領南京後,又迅速佔領封鎖沿著津浦線的城市,所以我們只好滯留在津浦鐵路上的一個小鎮烏衣暫住。

有一支日本工兵部隊駐紮烏衣,待命修補鐵路和橋梁以便日軍向內陸追擊中國軍隊。這支紫紅色領章的工兵部隊將我父親和我抓去搬運器材。偶然部隊長經過,看到我就叫我過去,寫漢字和我對話。問我幾歲,讀過書沒有?我告訴他,我十四歲,讀初中二年級。他很高興,拿出皮夾中一張照片,說這是他的兒子,也是十四歲,長得跟我一般高。於是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吃飯,他吃什麼也給我吃,他告訴我父親要我每天跟他用拼音學日文,唱日語歌。到現在我還記得怎麼唱,但從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一直到1996年,我被琉球大學請去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演講。我當場唱給他們聽,才知道是一首北海道地方人民送軍人上戰場的日本老歌。

在1937年的除夕,部隊長帶我去農村抓雞挖蔥,用稻草裝飾門框,喝酒唱歌慶祝1938年新年。誰知這一天夜裏,有五名日軍士兵闖入我們住宅,將家父和我趕出戶外,強姦我的母親80歲的太祖母,11歲的妹妹我父親叫我趕快去請部隊長救助,不幸的是,等到我去將部隊長叫醒趕來,太祖母已被殘虐而死,血染被褥,家母也奄奄一息暈倒床上。部隊長呵斥士兵時,我也痛罵『八格也魯』,其中一名伍長遷怒於我,一掌摑來將我擊倒在地,至今我的左耳因此失聰。部隊長將士兵帶走時,關照我趕快離開,家父與我只好將太祖母用被子包起,抬到附近一小廟,發現有一棺木無蓋,就匆匆將太祖母遺體放入,用雜物遮蓋。更尋得一獨輪車,將家母和鋪蓋載上,由我背縴,家父掌把,領弟妹們連夜逃離烏衣鎮,找到鄉下一處村莊名唐境子住下。大約住了一個月,過了舊歷年,聽說南京市面秩序已漸告恢復,家父帶我們回烏衣鎮。日軍已開拔,去小廟尋找,太祖母的遺體已不見,連棺木也找不到,可能被人埋葬了。

我們僱小船渡江,只見江面上屍體漂浮,腫脹如球,上游八卦洲上傳來屍臭陣陣,令人作嘔。這些屍體大都是日軍把無辜的中國人拿來做他們練習殺人和競賽的靶子的結果,許多都是無頭屍,因為這是日軍最喜歡的殺人方式。下關城牆上也血跡斑斑,彈痕滿佈。

回鄉的居民絡繹不絕,每個人愁容滿面,按照日軍規定,需先在城外請得『良民證』,經調查確定,每人持證進城,向日軍守衛鞠躬呈驗,稍有不敬,即被掌摑,或拖入用刑。而且,如果任何人頭上有像帶過中國軍人帽子的記號,守衛就一口咬定他曾當過中國軍人,當下拖去審問或處死。

最後回到我們家時,發現門窗均被拆去,屋內殘破不堪。草草整理安頓住下,苦無謀生之路,家父要我去紅紙廊醬園,批購幾十塊豆腐乳和醬菜,命我上街去兜售,以蠅頭微利供日用之需。我到處行走,只見街道極少人煙,殘垣斷壁中屢見屍體。有戴同善堂袖章的抬屍隊到處奔走,我即以對屍臭特別敏感,且能分辨人屍和獸屍,常在偏僻處發現屍體,通知抬屍隊去挖,頗受抬屍隊獎賞,給點零錢。我每發現一個屍體,抬屍隊從當地慈善機構領一塊錢中拿一毛錢給我,三個月內,我幫忙挖了一千多個屍體。

在日軍佔領南京這危殆期間,還是有許多人行了很多英勇的事蹟,包括當時住在南京國際區的外國人(德國人﹑美國人﹑英國人﹑丹麥人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設立了難民營,救助了大約二十萬中國人的性命,也保護了二萬中國婦女免被強姦。戰後,有些退休的日軍公開承認他們當時的罪行,且提供照片為證。一些日本律師也替受害的中國人,向日本法庭訴求賠償。

雖然日軍對我們家施了暴行,我並沒有報復之心,也並不恨日本人。成為基督徒幫助了我,讓我能饒恕日本人。我告訴我的三個兒女和九個孫輩,他們不應該恨,但也絕不可以忘記這段歷史。我祈求願意這種事情在未來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